汪曾祺散文选:关于《受戒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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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5-28

  我没有当过和尚。   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。

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。

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,便是这些庙。

我们去看佛像。 看释迦牟尼,和他两旁的侍者(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,还老那么站着,我常为他不平)。

看降龙罗汉、伏虎罗汉、长眉罗汉。 看释迦牟尼的背后塑在墙壁上的“海水观音”。 观音站在一个鳌鱼的头上,四周都是卷着漩涡的海水。

我没有见过海,却从这一壁泥塑上听到了大海的声音。 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,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。

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。

庙里大都有广庭、大树、高楼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,踏着尘土上印着清晰的黄鼠狼足迹的楼板时心里的轻微的紧张,记得凭栏一望后的畅快。   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。 我读初中时,天天从寺边经过。 寺里放戒,一天去看几回。   我小时就认识一些和尚,我曾到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庵里,去看过一个戒行严苦的老和尚。

他年轻时曾在香炉里烧掉自己的两个指头,自号八指头陀。

我见过一些阔和尚,那些大庙里的方丈。 他们大都衣履讲究(讲究到令人难以相信),相貌堂堂,谈吐不俗,比县里的许多绅士还显得更有文化。 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个县的文化人。 我写的那个石桥是有那么一个人的(名字我给他改了)。 他能写能画,画法任伯年,书学吴昌硕,都很有可观。

我们还常常走过门外,去看他那个小老婆。 长得像一穗兰花。

  我也认识一些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的和尚。 我们家常做法事。 我因为是长子,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;法事完了,在他们脱下袈裟,互道辛苦之后(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“辛苦”,我颇为感动,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,不是那样冷淡),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。

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,翻看他们的经卷,听他们敲击法器,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“叹骷髅”(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)。

 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,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,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,他们皆不缺少,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   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,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“一花一世界”那几间小屋里。 庵名我已经忘记了,反正不叫菩提庵。 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。

“一花一世界”,我并不大懂,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。 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,十七八岁,能懂什么呢。   庵里的人,和他们的日常生活,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。

明海是没有的。 倒是有一个小和尚,人相当蠢,和明海不一样。 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,则是我亲眼得见。

  这个庄是叫庵赵庄。

小英子的一家,如我所写的那样。

这一家,人特别的勤劳,房屋、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,小英子眉眼的明秀,性格的开放爽朗,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,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,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。 她的全身,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。   我一直想写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,一直没有写。   怎么会在四十三年之后,在我已经六十岁的时候,忽然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呢这是说不明白的。

要说明一个作者怎样孕育一篇作品,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的一样的困难。

  理智地想一下,因由也是有一些的。   一是在这以前,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,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,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《异秉》,提笔重写了一遍。

写后,想:是谁规定过,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,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,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,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,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,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,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。

当然,今天来写旧生活,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,正如同我重写过的《异秉》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。 四十多年前的事,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。

《受戒》的产生,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。   二是前几个月,因为我的老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,我又一次比较集中,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小说。 我认为,他的小说,他的小说里的人物,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,三三、夭夭、翠翠,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。 这一点,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。 在写作过程中,一点也没有察觉,大概是有关系的。 我是沈先生的学生。

我曾问过自己: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,有点像《边城》。   三是受了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。

  试想一想:不用说十年浩劫,就是“十七年”,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,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,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。

那么,我就觉得,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,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。 百花齐放,蔚然成风,使人感到温暖。 虽然风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(这种曲折的过程我不大了解),也许还会乍暖还寒但是我想不会。 我为此,为我们这个国家,感到高兴。

  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,曾和个别同志谈过。

“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”当时我没有回答,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:“我要写!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,很健康,很有诗意!”写成后,我说:“我写的是美,是健康的人性。

”美,人性,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。   人们都说,文艺有三种作用:教育作用,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。 是的。 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显的教育意义。 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,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(我历来不赞成单纯娱乐性的文艺这种提法),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。

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。 美育嘛。 这两年重提美育,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。 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,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。

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,更优美,更高尚。 我甚至相信,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科夫斯基的青年,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。   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。

我们有过各种创伤,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。 一个作家,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,尤其是今天(请不要误会,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)。

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,原本也是有顾虑的。 我说过: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。

但是我到底还是拿出来了,我还有一点自信。

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,是引人向上的,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,这至少是我的希望。   也许会适得其反。  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,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,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、宏伟的作品。

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。

我的作品不是,也不可能成为主流。

  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。

一个不长的短篇,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。

《小说选刊》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《受戒》的话,我就写了这样一些。

写得不短,而且那样的直率,大概我的性格在变。

 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。 这好。